想当律师的我却学了汽修专业
　　我是杭州人，从小性格蛮内向的，平时话很少，不过只要我开口，说出来的话别人听了都会信服。一次，一位同学对我说：“张崇斌，看不出你还蛮有口才的，将来去当律师肯定合适。”同学的一句戏言，却在我的脑子里扎下了根。长大当律师，成了我从小的理想。
　　2000年，我到一家汽车修理厂实习。在实习的那些日子里，我一直在想：这个工作究竟适不适合我？因为在修理汽车的实践中，我发现自己的动手能力并不是很强，所以做起来感觉蛮累的。
　　2001年8月，我在报纸上看到浙江三联专修学院在招收自考生，其中有一个律师班，我立马就被吸引住了，兴冲冲地跑去报了名。
　　在专修学院的学习很辛苦，但我觉得很充实、很开心、很有收获。本来我还想继续读本科的，可是因为生源问题，专修学院的律师班解散了，我只能回家待业。
　　2004年10月，我到博库书城应聘图书发行员。我的运气挺好，被分配在2楼社科部，这样就有很多机会可以接触到法律方面的书籍了。
　　按照书城的规定，发行员是不能长时间看书的，可我只要一捧起法律书，就再也放不下了。书城的角角落落装有不少探头，客人少的时候，我就专找探头照不到的地方，然后蹲下来，痛痛快快地看个够。

　　我成了一名社区矫正工作者
　　2004年11月，报上登了一则启示，拱墅区司法局招聘基层工作人员，法律专业的可以优先考虑。当时报名的有100多人，经过笔试面试，层层筛选，最后录取了10名，我很幸运地得到了这十分之一的机会。
　　12月中旬，我被分配到半山镇司法所从事社区矫正工作。
　　老实说，当时我对社区矫正工作一无所知，听说我们的工作成天要跟罪犯打交道时，我首先感到了一种无形的畏惧，既害怕跟罪犯接触，又担心不能胜任这份工作。
　　司法局及时为我们组织了一场专业培训，让我明白了，我们工作的对象是主观恶性较小、对社会危害不大的罪犯或经过监管改造、确有悔改表现、不再危害社会的5类人员，我们的工作就是在社区中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、管理和改造其生活行为，矫正其不良恶习，帮助他们改过自新、回归社会。
　　第一次与矫正对象接触，我就受到了强烈的触动。那是一位中年人，80年代初他还是个毛头小伙的时候，因为参与流氓团伙打架斗殴，被判了10多年的有期徒刑，直到2003年底才刑满释放。去他家之前，我的心里忐忑不安。见了面后，我忽然觉察到，他其实本性并不坏，于是就用关切的语气问他有没有什么困难？需不需要帮助？没想到听了我的话，他的眼圈突然红了：“小张啊，不瞒你说，我从监狱回来这么长时间了，还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关心过我呢！”他那发自内心的话，突然让我觉得这份工作是很神圣、很有意义的。
　　那天，这位矫正对象跟我道出了他的困境：被判刑前他曾在附近一家农贸市场卖鸡鸭，如今他的摊位早没了，生活也就没了着落。听说那家农贸市场正在改建，他希望我们帮他安排个摊位。回到所里，我马上向所长汇报了这事，所长当即拎起电话跟农贸市场的主管部门联系，结果对方答复无法解决。
　　这样的结果，我很难过。人家是信任我，才会托我帮忙的，况且他的要求也不过分，可我却没能力帮他解决，实在是辜负了他的一片信任呀。这件事让我深切地体会到，社会上还有很多人对矫正对象有歧视，而要搞好社区矫正工作，得靠很多部门共同配合和努力才成啊。

　　200元换来矫正对象的信任
　　2005年底，我辖区内有一名尚未成年的职高学生因犯盗窃罪被判处2年缓刑，列为矫正对象后，我经常找他谈心，他也很喜欢跟我聊天，常常把一些不愿意跟父母说的心事告诉我。有一天，他跑来向我借200元钱，说是有一家职业介绍所可以给他介绍工作，但是得先交200元中介费。我问他为什么不跟父母要，他说父母手头正紧，拿不出这笔钱。其实我知道，这孩子平时沉迷于网吧，他父母肯定是不信任他才不给他钱的。
　　怎么办？该不该把钱借给这孩子？我思想斗争了很久，你想想，连他父母都不愿给他钱，说明这钱只要借出去很可能就有去无回了。但是，万一他说的情况是真的呢？如果因为心疼这200元钱，而让孩子失去了一个自食其力的机会，那损失就大了。思前想后，最终我还是把钱借给了他。第二个月，这孩子来交思想汇报的时候，兴奋地对我说：“我得到一份开车的工作啦！等我发了工资就还你钱。”不久，他真的把那200元钱还给了我。
　　所以说，人与人之间，信任是非常重要的，对于矫正对象来说，彼此的信任就更加弥足珍贵了。如今这个孩子已经成功解矫，还和我成了朋友。
　　社区矫正工作，需要进行面对面的思想工作，因此社区矫正工作者必须怀有一颗真诚的心，设身处地、将心比心地与矫正对象进行朋友式的沟通，才能赢得他们的信任。
　　去年下半年，有一个犯了抢劫罪的小伙子被列为矫正对象。因为年龄相仿，我们谈得还比较顺利，小伙子跟我讲了他的犯罪经过：那天夜里他的手机被偷，窝着一肚子的火无处发泄，正在路上瞎逛着，迎面走来一个背挎包的单身女人，小伙子头脑一热，稀里糊涂就冲上去抢了那女人的挎包，结果被路人当场逮住。几次接触下来，我发觉这小伙子不仅不拘小节，而且还十分散漫，每次我和他约好时间，他不是迟到，就是干脆不来，甚至连个电话也不通知我。我说了他很多次，他都是嘴上答应好好的，可过后又老方一帖。
　　怎么才能让他听我的话呢？看来光说道理是行不通的，必须先跟他找到共同语言，让他真正感受到我是把他当成朋友，而不是居高临下的管教者，他才有可能听进我的话。于是我对他的情况作了进一步的了解，得知他正在一家汽车维修厂实习，我心里就有底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只跟他谈汽车的话题，因为我读过汽修专业，这方面的知识比他丰富多了。没过多久，小伙子就对我佩服得不得了，看看时机已成熟，我就开始教育他：做人自律很重要，如果连约会的时间都不能遵守，那不仅是对别人的不尊重，更是对自己的不负责。如今，这个小伙子改进多了，汇报谈心都挺认真的，约好的时间也很少迟到。

　　这工作越干越有劲头了
　　我们的工作，当然也有得不到理解的时候。比如说，按照我们的工作要求，矫正对象每周都要向治保主任或矫正工作人员汇报情况的，这时候我除了要了解他们一周的表现之外，还会经常问他们一些题外话，比如这阵子心情怎么样？父母身体好不好？有没有谈朋友？老板有没有拖欠工资等等。有些矫正对象会认认真真地回答，可有些矫正对象就会不耐烦地反问：“这些事情我也得向你汇报吗？”其实我这是在用朋友之间的方式与他们沟通，可他们却并不体谅我的这份良苦用心。
　　我们在从事社区矫正工作过程中，感觉最难的不是矫正对象的不理解、不支持，而是有些部门对我们的工作不够配合，这让我们感觉自己就像是孤军奋战，常常会觉得很无助、很无奈。
　　社区矫正工作者应该说还是个比较新的行业，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份既不属事业编制，又不是社区工作者。身份不明确，收入也很低，所以心里面总好像有一种飘浮不定的感觉。我们第一批考进来的社区矫正工作者中，有人做了不到一年就辞职不干了。
　　不过这两年的情况有了较大的改观，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性显然已经引起了大家的重视，我们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待遇也逐年提高。实践证明，社区矫正工作不仅能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现象，还能确保社会的长治久安，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大有好处的。看来，这项工作今后是只会加强不会削弱，这样，我们做起来也越来越有劲头了。